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高中，我们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些当年极其疯狂的生活，我们今天竟然已经很少觉得疯狂了。

早上六点甚至更早起床，晚上十一二点睡。

一天坐十几个小时。

体育课可以随时取消。

吃饭五分钟解决。

上厕所都要计算时间。

假期不是休息，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写作业。

一个班里大量学生近视。

几十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每天被公开排名、比较、筛选。

所有人都被不断告诉：

“这一年决定你的一生。”

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少反抗。

我们接受。

服从。

坚持。

然后把这一切称为：

“正常。”

今天回头看，真正值得讨论的，也许已经不只是高考本身。

而是：

一个人在十八岁以前，如果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会被训练成一个怎样的成年人？

一

高考给我们留下的，远不只是知识。

它还可能留下了一整套关于“什么叫正常生活”的标准。

比如睡眠。

一个学生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我们可能会说：

“高三嘛，正常。”

一个成年人连续加班到凌晨，我们可能还是会说：

“工作嘛，正常。”

学生时代，熬夜刷题叫努力。

工作以后，熬夜加班叫奋斗。

学生时代，周末补课叫抓紧时间。

工作以后，周末回公司叫敬业。

形式变了。

逻辑却没有变。

我们很早就习惯了一件事情：

为了一个被认为足够重要的目标，生活本身是可以无限让步的。

睡眠可以让步。

娱乐可以让步。

健康可以让步。

家庭可以让步。

个人时间可以让步。

甚至尊严有时也可以让步。

只要前面摆着一个足够宏大的目标：

高考。

升职。

绩效。

买房。

孩子教育。

“再熬几年就好了。”

我们就会觉得牺牲是合理的。

可问题在于：

高中时我们被告诉：

“熬过高考就好了。”

大学时有人告诉我们：

“熬过考研就好了。”

工作以后又变成：

“年轻时多吃点苦。”

结婚以后变成：

“等房贷还得差不多就好了。”

有了孩子以后又变成：

“等孩子长大就好了。”

于是人生变成了一场不断延期的生活。

我们永远在为未来牺牲现在。

而奇怪的是，我们已经很少追问：

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在等待‘以后’，那么他究竟什么时候真正生活过？

二

高考时代最深刻的一种训练，也许不是做题。

而是服从。

什么时候到校。

什么时候早读。

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午休。

什么时候跑操。

什么时候自习。

什么时候熄灯。

头发多长。

能不能带手机。

周末能不能回家。

假期放几天。

很多规则，我们并不需要理解它为什么存在。

我们只需要执行。

甚至当某些规则明显不合理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也不是：

“为什么？”

而是：

“大家不都这样吗？”

这句话后来也一路跟着我们进入成年世界。

公司要求无意义加班。

“大家都这样。”

领导临时要求周末回来。

“大家都这样。”

下班以后不断回复工作消息。

“现在公司不都这样吗？”

晚上十点还在开会。

“互联网行业就这样。”

没有加班费。

“国内职场环境就这样。”

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被悄悄替换了。

原本应该问的是：

这件事情合理吗？

后来我们习惯问：

别人是不是也这样？

只要别人也在忍，我们就觉得自己应该忍。

只要大家都没有反抗，我们就觉得反抗的人反而“不成熟”。

这大概是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一个人一旦长期生活在高度服从的环境里，他最先失去的，可能并不是反抗能力。

而是判断“不合理”的敏感度。

三

我们甚至会逐渐把“忍耐”误认为一种高级品质。

高中时，一个学生发烧了还坚持做卷子，会被称赞有毅力。

凌晨一点还在学习，会被说自律。

几分钟吃完饭，会被说争分夺秒。

困得睁不开眼还坚持上课，会被说能吃苦。

后来这些价值判断无缝进入职场。

生病不请假，叫责任心强。

凌晨回复消息，叫职业素养。

随叫随到，叫有执行力。

长期加班，叫有拼劲。

不谈加班费，叫有格局。

甚至当一个人试图维护自己的休息时间时，他反而可能被质疑：

“年轻人怎么这么吃不了苦？”

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价值倒置。

一个社会本来应该思考：

为什么一个人必须长期透支身体才能完成工作？

最后却变成：

为什么你不愿意透支身体？

制度的问题，被转换成了个人意志的问题。

结构性的过度劳动，被包装成个人品质的竞赛。

于是最能忍的人，开始获得道德优势。

四

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对竞争的容忍度也被彻底改变了。

高中时代，我们习惯于几十个人被排成一条直线。

第一名。

第十名。

第三十名。

倒数第五名。

每一次考试都在重新分配位置。

谁进步了。

谁退步了。

谁超过谁了。

谁被拉开差距了。

这种竞争持续三年以后，一个人很容易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世界观：

人生就是排名。

后来我们进入社会。

工资要比较。

房子要比较。

学校要比较。

城市要比较。

公司要比较。

孩子成绩要比较。

结婚年龄要比较。

职位要比较。

甚至休息都要比较。

别人周末在学英语，我在睡觉，会焦虑。

别人下班以后考证，我在看电影，会产生负罪感。

别人三十岁买房，我没有买，就觉得自己落后了。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学校公布排行榜。

因为排行榜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脑子。

高中时，老师帮我们排名。

成年以后，我们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排名。

这可能正是所谓“内卷”最深的心理基础之一。

内卷并不仅仅是“大家都很努力”。

真正可怕的是：

没有人敢先停下来。

因为每个人都担心：

如果别人继续跑，而我停下来，我就会掉下去。

于是所有人都跑得越来越快。

没有人真正获得更多幸福。

只是所有人的停止成本越来越高。

五

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种非常荒诞的社会状态。

每个人都觉得累。

每个人都觉得压力大。

每个人都觉得生活被工作侵占。

可因为周围的人也一样，我们就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

“这就是生活。”

这大概就是最可怕的正常化。

一个人生活在极端环境里，可能会觉得痛苦。

但如果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种极端环境里，痛苦反而会失去参照物。

大家都睡六小时。

那么睡六小时就是正常。

大家都加班。

那么准时下班反而奇怪。

大家周末都在回复工作消息。

那么周末不回复的人就显得“不负责”。

大家都不给学生完整假期。

那么真正放假反而会让家长焦虑：

“别人都在补课，你们学校怎么能休息？”

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

当一个群体长期共同承受不合理的生活时，不合理本身反而会成为规范。

大家都活在地狱里。

但因为转头看看，发现旁边的人也在地狱里，于是渐渐开始觉得：

这大概不是地狱。

这大概就是人间。

六

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些外国人第一次看到中国部分高中或职场的生活方式时，会觉得难以理解。

在不少欧美社会的学校文化和劳动文化中，“work-life balance”并不是一句完全空洞的口号。

一个人下班以后拥有私人生活，在很多环境中至少被认为是一种正常诉求。

公司长期要求无偿加班，员工可能会明确表达不满。

学校如果长期压缩假期，家长、学生、教师也更可能公开争论其合理性。

这并不意味着欧美社会没有过劳、没有压榨、没有教育竞争。

当然有。

有些行业甚至同样极端。

区别并不是简单的：

“西方轻松，中国辛苦。”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另一件事：

面对明显侵入私人生活的规则，不同社会对‘反抗是否正当’有着不同的文化预期。

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服从”常常被视为成熟。

“忍耐”被视为美德。

“反抗”则很容易被理解成不懂事、不合群、情商低、不识大局。

一个高中生可能明明知道连续十几天不放假很荒唐，却不会真正去抗议。

因为他知道：

大家都在忍。

老师会说为了你好。

家长可能也支持学校。

最后学生甚至会反过来劝自己：

“就一年，坚持一下。”

这种心理到了公司里，几乎可以原样复制。

“就这段时间忙一点。”

“项目上线以后就好了。”

“公司现在困难，大家理解一下。”

“年轻人多干一点没坏处。”

然后一年过去。

两年过去。

三年过去。

所谓“特殊时期”最后变成永久状态。

而最令人无力的不是老板要求996。

而是当有人质疑996时，旁边甚至会有普通员工站出来说：

“别人都能干，你为什么不能？”

压迫发展到最高效的阶段，往往已经不需要强制。

因为被压迫者会开始彼此监督。

七

于是，高考时代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开始显现。

它训练了我们忍受睡眠不足。

忍受长期久坐。

忍受时间被精确切割。

忍受娱乐被视为罪恶。

忍受不断比较。

忍受公开排名。

忍受假期消失。

忍受私人生活为集体目标让路。

忍受规则不需要解释。

更重要的是，它训练我们在面对这一切时首先问：

“别人是不是也这样？”

而不是：

“这合理吗？”

这两种问题看似只差几个字，却可能塑造完全不同的社会。

前者制造适应者。

后者制造公民。

前者关心自己能不能忍。

后者关心规则是否应该存在。

八

当然，高考本身并不应该成为所有问题的替罪羊。

中国社会的劳动结构、人口竞争、住房成本、产业发展阶段、劳动保障、企业治理、家庭观念，都比一场考试复杂得多。

把996简单归因于高考，并不严谨。

但教育的意义，本来就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教育还会告诉一个人：

什么样的生活是正常的。

什么样的权威可以质疑。

个人的边界在哪里。

休息是否需要感到羞耻。

面对不公平时究竟应该服从，还是表达。

从这个角度看，高中三年绝不是一个与成年社会完全隔离的阶段。

它可能是一个人第一次如此系统地学习如何与组织相处。

而我们在那个阶段学到的一部分东西，后来被直接带进了公司、家庭和整个社会。

九

所以今天再看那些高中生活，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不是：

“我们当年怎么这么苦？”

而是：

为什么经历过那些事情以后，我们对很多成年世界里的疯狂反而不敏感了？

为什么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不能扛？

为什么领导侵占私人时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别人有没有意见？

为什么长期睡眠不足，会被包装成奋斗？

为什么不愿意无偿加班，需要向别人解释？

为什么正常休假，会产生负罪感？

为什么一个人只是想过一种有边界、有睡眠、有休息、有私人时间的生活，却有时仿佛在提出一种奢侈要求？

也许答案的一部分，就埋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

我们太早学会了适应极端。

以至于成年以后，面对极端，我们的第一反应已经不再是震惊。

而是熟悉。

我们当然可以怀念高考。

怀念夏天。

怀念晚自习。

怀念一起刷题的人。

怀念十八岁时那种纯粹而巨大的目标感。

但怀念，不应该妨碍反思。

一个人可以感谢某段经历塑造了自己。

同时也承认：

那里面有些东西，本来就不应该被下一代继续承受。

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吃苦本身。

而是一个社会逐渐失去区分两种东西的能力：

哪些苦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哪些苦只是因为所有人都已经习惯了，所以没人再问为什么。

当一个社会不断把“能忍”当作成熟，

把“不反抗”当作懂事，

把“没有边界”当作敬业，

把“永远竞争”当作上进，

那么最终形成的，可能并不是一个更勤奋的社会。

而是一个所有人都非常疲惫，却没有人敢第一个停下来的社会。

最可怕的从来不是地狱。

而是一个人出生在地狱里，

周围的人也都生活在地狱里，

所有人从小都告诉他：

“大家都是这样的。”

于是多年以后，

当有人第一次告诉他：

“你原本可以不用这样生活。”

他反而会觉得对方疯了。